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制度需求、制度设计和制度实施
发布时间:2021-09-08 浏览次数:180

摘要:作为学制层面的创新之举,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建立和发展需要制度层面的保障,其中最为重要的制度设计包括学位体系制度、人才培养制度和升学与就业制度。因此,现阶段应制定专业目录,构建规范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探索专业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教学制度;基于理实一体化搭建“学科+专业”课程体系,构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内容制度;对接教育体系与人力资源市场,构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衔接制度。这些制度的落地应注重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探索适合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治理模式,并注重人才培养质量的监测和调控。

关键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制度需求;制度设计;制度实施;职业高等教育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已经从起初的人才培养层次与类型的构想,转变为学制层面的创新实践。然而在落地的过程中,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实践环境,尤其是如何在实践层面明确本科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打造符合本科层次标准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因此,现阶段落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迫切需要在内外部逐渐建立起制度层面的保障体系,并设计可行的实施路径。

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制度需求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落地,主要涉及三个关键环节:学生选拔,人才培养,学生毕业、升学与就业。制度建设的重心也主要落在这三个环节。

(一)知识体系及其配套的学位体系制度

学术是学位的根本与内在属性,没有学术,学位基础与意义也将丧失。这里的学术包含两种内容:学问和技术。技术背后所蕴含的知识体系与学问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依托技术的学位体系既需要学问化知识的理论奠基,同时还需要自身基于实践逻辑的知识生产和组织。学生不仅需要具备某一领域的理论知识,还要拥有个性化的实践知识体系。因此,学位体系的价值在于确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类型与层次地位,尤其是其知识体系的独立性和特色性。

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知识体系落实为具体的教育要素,最为基础的便是构建体现这一教育层次和教育类型的学位体系。授予学生学士学位,本质上是认可学生达到了本科层次的学力,具备了某一领域的基本知识结构及一定的知识生产能力,以及继续研究的潜力,普通高等教育的学士学位正是立足于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必须通过学位体系为学生提供学力和资格的证明。而构建这一学位体系的关键,在于明确职业教育学士学位是彰显本科学力和技术知识生产能力的证明,这是体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毕业生在培养目标上的高等性和特殊性的关键。

设计专属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位体系在国外已有成熟的案例。美国授予技术学位的主体包括两年制社区学院和四年制大学,且技术学位授予的范围不断扩大,以应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本科层次的技术学位有对应的专业目录,且每个专业都有十分完善的认证标准和办法。除本科学士学位外,美国还拥有系统完善的硕士与博士层次专业学位,且不同层次的技术学位体系之间形成了良好的衔接关系。

(二)建制化管理及其人才培养制度

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学校教育制度的一次变革,其目的是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培养更高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因此,这一举动的本质是职业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建制化,是在现有学制中增加一种专属于职业教育的学校教育类型。通过这一行动,具有宽厚理论知识和专深职业能力、能够应对工作场所中复杂职业情境和技术技能问题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就正式进入本科层次高等教育的视野,实现了学校教育制度的新时代突破。建制化管理的意义,在于支撑国家对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的确立,也体现了学校职业教育在我国人力资源供给中的中坚地位。此外,人才培养制度的建立,也是国家实施教育主权的行为,通过制度的建立,国家可以借助制定标准、分拨资金等形式,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施加影响,确保人才培养的规格和方向符合国家需求,符合社会和人民的期待。

在职业教育领域,非建制化与建制化最为典型的代表分别是“传统学徒制”与“现代学徒制”。传统学徒制的人才培养,主要依托非结构化的教学过程和无需十分明确的教育目标。尽管非建制化教育的培养效率较低,但是在人才需求小、隐性知识含量较大、专家知识复杂性很强的行业,这种培养模式是比较适合的。然而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以及生产技术中科学成分的不断增加,学校职业教育日益成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力。学校教育试图将岗位对人才的需求以结构化的方式反映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之中,并将这些内容以适合学生学习的方式进行转化,从而构成学校育人的模式。因此出现了岗位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等内容。而现代学徒制就是将学校教育与传统学徒制的各自优势相结合,通过对学徒人才培养过程的精细化设计,实现对传统学徒制的“建制化”改造。与传统学徒制相比,现代学徒制无论在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标准化、结构化的设计。因此,无论在培养效率还是培养质量上,现代学徒制更适应现代产业发展的需求。

实现一种教育的“建制性”,要系统建构该类教育的人才培养制度。因此,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必须体现学校教育的“建制性”,包括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等一系列人才培养制度,这是奠定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都要体现本科教育的通识性,以及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和研究性,这是区别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以及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和其他类型本科教育的关键特征。

(三)学习成果认定及其配套的升学与就业制度

学习成果认定是确保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与劳动体系地位中的关键一环,只有在横向上建立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与普通本科,纵向上建立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与专科、中职之间的学习成果认定和对接机制,才能构建起完整的现代职教体系,促进技术技能人才的生涯发展和技能精进。此外,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办学的成果也要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尤其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集中体现在职业本科教育学生在技术理论知识的多寡,以及解决复杂问题情境的能力之上。本科层次的知识与能力结构,要回应和缓解人力资源市场中出现的结构性失业等深层次矛盾,为产业培养具有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的一线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职业本科教育的学习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科学习期间学生的课程成绩及其汇总后的绩点;二是进入本科,以及从本科升入更高层次教育的考试或考查依据。通过前者可以帮助学生获得学历、学位以及职业资格证书,并获取进入企业的资质;后者则是帮助学生从一个学段顺利进入另一个学段。因此,学习成果的认定需要两个基本的配套制度:一是升学制度,通过一套体现职业教育特点的升学制度打通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学习成果之间的壁垒;二是就业制度,通过证书体系将学校与就业市场相联系,帮助学生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在具体的学习成果评价和认定中,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必然存在与普通本科不同之处,如课程学习的评价方法、实习实训的评价与权重等,关键就在于建立起一套科学且特色鲜明的评价机制,使学生的学习成果能得到合适的评价,并能得到不同主体的认可。

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

基于上述对制度需求的分析,未来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落地,必须依靠一定的制度设计,要制定一套约束相关主体的特定行动和关系的行为规则。应注重以下四个关键制度的设计。

(一)制定专业目录,构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规范发展制度

专业目录是人才培养的分类目录,是学校招生、教学、就业工作的重要依据。尽管专业目录带有计划的痕迹,在设计和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学科建制的合法化、人才培养的同质化和组织建制的行政化等各类问题,但是专业目录在协调社会资源配置、提升人才培养效率和质量上所发挥的功能仍不可忽视。作为学校教育制度改革的创新之举,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办学并无太多的基础和经验,尤其是在人才培养的方向、规格以及与产业人才需求间的对接机制等方面仍需要更长时间的摸索。因此,通过确定专业目录体系,确定急需培养本科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专业,将有利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办学经验的先期探索,规范学校的办学行为。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专业目录应符合哪些基本原则和要求?在专业的分类上,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知识的分工是两个重要的框架。然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无法单独按照这两种框架中的任意一种制定专业目录,因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专业面向的岗位群更为宽泛,无法精准对接社会生产的分工结构;同时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也不能完全按照已有学科分类的方式进行知识开发和组织,否则会失去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存在的知识论基础。因此,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应在这两个框架之间寻找第三个专业目录的开发框架。目前来看,这个框架的最佳选择应该是具有共同知识与技能要素且一定程度上兼顾社会分工和知识分类的职业群。职业群内的各个职业在工作层面按照不同的逻辑保持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因为其核心技术要素的一致性而确保了基础知识与技能的高度重叠。职业群可最大程度上确保人才培养、专门职业和知识分工的内在一致性,同时也可和当前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基本方向保持一致。

(二)探索校企院合作、工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教学制度

在建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之上,学校层面必须落实该类教育所培养人才的方向、规格以及过程环节,体现学校作为教育机构的专业性和制度性。人才培养主要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三个问题,因此,围绕这三个问题构成了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的三个重要环节: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如何定位,培养这类人才应借助何种手段,培养的人才应该为什么主体服务。

从培养目标来看,职业本科教育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本科层次,致力于培养在较为宽广的职业领域具有综合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工艺设计能力,以及解决工作过程中复杂实践问题能力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从培养手段来看,这种人才的培养,必须联合学校、企业和以各类技术研究院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在传统工学结合的基础上融入研究的要素,最终形成“校企院合作、工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从人才服务的主体来看,毕业生主要面向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和业内较为领先的生产技术,对技术应用与改良性创新有较高需求的企业。毕业生进入企业后,能适应复杂多变的职业情境,满足企业对落实和改进生产工艺、使用和改良生产工具、解决复杂问题情境的需求。围绕这一培养目标,国家、地方和学校层面应在教学标准和制度建设上各司其职,构建从“兜底”到“导向”,再到“特色”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教学制度体系。国家层面应注重“兜底”功能,在教学基本质量标准、教学制度建设基本框架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并制定教学质量评估机制。地方层面应注重“导向”功能,通过专业教学标准开发、部分专业核心课程的标准开发、示范性教材开发等方式,引导学校在专业开设和育人层面实现与地方发展需求的对接。学校层面应注重“特色”功能,在完成国家和地方规定的基本教学制度构建的基础上,在实习实训、教学评价、教学管理、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规划和设计符合学校特色和需求的制度体系

(三)基于理实一体化搭建“学科+专业”课程体系,构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内容制度

课程是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支柱,也是培养特定人才的核心中介。多年来,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理念、内容设计及其呈现方式的不断变革,体现了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求。理实一体化课程体系是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关键特征。它按照一定的工作逻辑设计课程类别和名称,基于职业能力形成的规律选择合适的课程内容,并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以恰当的方式整合进了课程之中,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课程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理实一体化课程体系依然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内容制度的构建基础。

但是理实一体化在课程体系中的呈现方式,应充分考虑职业教育的层次性。由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不仅要考虑专业性,还要充分考虑本科层次学生的学力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因此,课程体系的搭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学生的通识教育和技术创新能力的需求。未来的课程体系,可以考虑以“通识课-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实践课”的基本框架进行搭建。这一课程体系继承了高职高专已有体系的优势,同时也凸显出了本科层次职教学生培养的“高等性”,即服务通识教育的课程,以及囊括科学理论知识和技术理论知识的技术学科基础课程。此外,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还应该充分考虑职教体系内部的衔接要素,即课程模块的设置应能够和中高职课程体系形成对接关系,这种对接可以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可以是囊括和被囊括的关系,但最重要的是让中高职的课程能够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中找到进阶的路径。此外,一些学科基础课可适当与普通高等教育中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相对接,或对普通教育课程进行适度改造以适应本科职业教育要求。

除搭建课程体系外,学校还应注重课程开发技术方案的设计和使用。目前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存在若干套不同的技术方案,但是这些方案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就是从岗位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的分析,到课程内容的转化和体系的设计。这一思路对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也是适用的。但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课程内容在开发时应更加注意专业基础内容和核心内容的选择。对于本科层次的学生而言,专业基础内容应更为宽泛和基础,在容量上要拥有超出工作任务完成的需要,拓展基础内容选择的边界。专业核心内容要在高职层次的基础上,选择更为复杂的职业情境,提升解决问题的难度和所需知识、技能的深度。

(四)对接教育体系与人力资源市场,构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衔接制度

作为学制体系中的新类型,首先,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需要在纵向上实现与中高职乃至专业硕士层面的对接。目前,国内部分省市正在试点构建职教高考制度,其本质目的就是通过构建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升学制度,以独特的考试方式和内容,保障职业教育学生的升学权力和生涯发展通道。因此,“中职-高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升学通道将通过职教高考制度实现。未来本科职业教育应重点面向中职招生,中职生源比重应达到60%以上,凸显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升学特点,并适当吸收普通高中和社会生源。职教高考制度还将有利于三个层次的职业教育在课程、教材层面实现一体化发展。其次,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还要在横向上实现与普通本科的对接。这种对接可以通过学分互换、转学考试等灵活机制实现,其目的是帮助部分学生选择更适合其发展的道路,给予学生更多样的发展机会。

除在教育体系内部找准定位和做好衔接工作外,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还需与人力资源市场做好衔接工作,其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凭借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中的四年所学,实现由学生向人力资源的转变,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获取个人发展的机会。这里的衔接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授予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学生本科学历证书以及职业教育学士学位,为学生提供学力和研究能力的证明;二是与产业界对接,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帮助学生考取必要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尤其是要注重“1+X”证书制度与课程制度和就业制度间的匹配。

三、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制度实施

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应坚持制度的社会建构观,从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入手,找准实施的切入点和重心,确保制度之间的匹配性和指向关键问题解决的可行性。

(一)注重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

设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举措,是打通我国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构建完整系统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发展体系的保障。因此本科职业教育衔接制度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我国未来产业转型方向和经济发展模式。

具体而言,在落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方面,一方面要做好顶层设计。教育部门要从学位设置、学校办学、教学质量、专业布局等方面进行全国层面的统筹安排,尤其是在初期要做好办学标准的制定和监测,对于从高职升为本科、独立学院合并转设以及部分民办高校转办职业教育的学校要分类监督和评价,针对不同办学基础的学校制定不同的任务清单和监测指标,确保这三条职业本科办学途径能行稳致远,为后续提升办学规模提供示范效应。同时在专业布局上也要做全盘考虑,在尊重区域产业结构和发展需求的同时,鼓励学校设置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专业,并对部分设置过多的专业进行调控。教育部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办学指导委员会,在职教本科办学的前3~5年内密集监测和指导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对职教本科办学过程中出现的部分基础性问题和操作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要做好长远规划,考虑一些关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如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力源和面向的市场需求未来会发生何种变化,未来主要对接我国产业界的哪类人才,未来与普通本科教育间的对接机制,以及与中高职之间的衔接机制如何设计和实施,在构建终身教育社会、构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方面发挥何种作用等。

(二)注重治理主体的权责分配

与普通高等教育办学过程中遇到的矛盾相同的是,职业高等教育同样会遇到国家和地方、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办学张力。这种张力体现在专业目录的制定、课程体系的建构、资格证书的授予等多方面。本质上看,这类问题都可以归为高等教育治理层面的问题,现阶段必须明确不同治理主体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办学过程中应该维持何种治理架构。与普通高等教育治理所不同的是,行业和企业在职业高等教育治理主体中的地位更加明确和显著,且职业教育本身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和行业差异,所以国家与地方、政府与学校和行业之间的治理关系必然存在独特性。因此,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治理模式需要突破已有普通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框架,在权力关系的处理上体现职业教育发展的特色。

总的来看,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治理模式的探索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合理分权。鉴于职业高等教育的地域性、市场性特征较为突出,政府应努力做到向市场分权、向大学分权、向地方政府分权,避免统得过死引起的办学制度僵化、缺乏初期探索办学模式动力。二是行业赋权。由于职业群在职业高等教育中的角色日益突出,因此行业的角色应该在职业高等教育的治理中得到重视。政府应赋予行业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等方面的决策权,但前提是加强对教育部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的建设,尤其是行业指导委员会成员的代表性和前沿性。三是清单束权。在职业本科教育办学初期,有必要积极鼓励地方政府和学校探索多元化的办学模式,尤其是产教融合机制、学校治理模式等。为避免在探索过程中出现可能违反法律法规、“打政策擦边球”等现象,有必要对治理主体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清单机制是保持“鼓励探索”和“权力约束”的有效机制。“清单机制”指的是以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与负面清单作为划定政府与市场权限、规范政府规制与市场调节行为的治理方式。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清单,为不同治理主体的行为划定合理的边界,避免可能的权责不清所导致的创新动力不足。

(三)注重人才培养质量的监测和调控

人才培养质量是职业本科教育立足高等教育最为重要的砝码,也是人才培养制度落地效果的主要参照。普通高等教育领域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本科教学质量评估机制,且对于新建本科学校的办学评估也已有成熟的经验和模式。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办学也应建立人才培养质量监控机制,尤其是职教本科院校来源比较复杂且处于办学初期,必须通过严格的质量检测、评估和反馈机制,引导学校建立起基本的本科办学制度和质量观。

在实施层面,教育部应制定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办学评估标准,并在省级层面建立办学质量评估小组,建立“年度省级部门巡视-五年教育部评估”的监测和评估模式,对新建本科职业院校的办学质量进行评估,并允许院校名单的动态调整。建立网上数据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测本科职业院校专业布局、学生结构、市场反应等关键指标。充分发挥第三方办学质量评估的作用,注重通过公开巡查、驻点调研、暗访调查等形式,了解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质量的看法。

作者庄西真,江苏理工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 教授,江苏常州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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